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扩大内需与加快改革并举
发布时间: 2008年12月01日 作者: 姜欣欣
在日趋严重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形势下,为了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国务院近期提出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主任魏加宁在接受《理论前沿》周刊专访时提出,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的出台非常及时,是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有效手段,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全面总结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宝贵经验,注重加快各项改革。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对于未来的政策取向,您又有哪些建议?
魏加宁:去年,大家主要有两个担心:一个是经济过热,一个是资产价格泡沫。当时有企业家说,不知道怎么就赚了很多钱。在我看来,这就是经济泡沫的典型特征。今年,尤其是下半年以来,需求急剧萎缩。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需求萎缩会这么快,价格下降会这么迅速?其实并不奇怪,需求急剧萎缩,这是泡沫破裂时的典型特征。其具体表现一个是外部泡沫的破裂。先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金融泡沫破裂,导致金融危机,又引爆了欧洲的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同时,金融海啸的冲击也影响到了中国经济,影响到了中国的出口,外需受阻。
对于未来的政策取向,现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派主张结构调整。认为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在于结构不合理,涉及内外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诸多方面,他们认为只有经济下滑时,推进调整结构才会比较容易。另一派主张扩大内需。主要是担心调整之后,经济下滑过度,认为“刹车容易,启动难”。第三种观点则是主张一手抓扩大内需,一手抓结构调整。之所以要进行结构调整,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从长期看:过去30年,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取得高速增长的发展方式,随着各种要素价格的上升,这种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二是从周期来看,过去30年,每次过热之后都有一个调整、整顿阶段,但是,这一次,真正的调整姗姗来迟,而且慢了半拍,导致“逆周期调控”变成了“顺周期调控”,加重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三是从外部看,美国金融泡沫的破裂,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疲软,将阻碍中国的出口。四是从短期看,中国各种泡沫的破裂,因此也需要加以调整。而扩大内需,只不过是为了缓冲调整的压力,防止经济下滑幅度过大。我认为,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结构调整,都必须依靠改革。
记者: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您认为此次我们可以借鉴哪些做法?
魏加宁:2001年,在讨论中国经济是否出现“拐点”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曾经指出,许多经济学家都把扩大内需看成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对策,但是“看漏”了另一方面,就是在我们改善供给方面所做的一切。1998年我们的确主要是“保8”,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但是从1999年以后,中央政府的重点实际上放在了改革方面:一是推进国企改革,中央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决定,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二是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赋予民营企业出口自主权。为了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国家经贸委还专门成立了中小企业司。三是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停止福利分房,启动了房地产市场。四是加快银行改革,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000亿不良资产,为国有商业银行下一步改革进行了准备。五是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立全国社保基金等。正是在这一系列改革的推动下,再加上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经济才于2001年开始进入了新的增长周期,并且从2003年起保持了连续5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
记者:那么,您认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重点应集中在哪些方面?
魏加宁:一是应加快构筑金融安全网。金融安全网存在漏洞,这是最危险的。金融安全网主要有三大支柱,一个是负责审慎监管功能的监管机构;一个是执行最后贷款人功能的中央银行;还有一个是保护中小存款人利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存款保险机构。在我国,负责最后贷款人功能的中央银行早已存在,负责审慎监管职能的银监会也已成立。但是,现在尚缺少存款保险机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纷纷加固金融安全网,提高存款保险额度。先是美国,将存款保险的上限从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紧接着是北欧小国提高了存款保险额度;然后是德国,将存款保险额度提高为全额保险;后来是澳大利亚也决定3年内,将存款保险额度提高为全额保险;最近,中东国家(科威特)也在为存款提供担保。这些都说明了建立和加强存款保险制度对于抵御金融海啸冲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我国也应当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二是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为此,应成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推进小额贷款公司的组建;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把地下钱庄“由暗翻明”;与此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担保公司。三是加快推进社会安全网建设。要调整就会有企业破产,政府的职能,重要的不是救企业,而是救人;重要的不是救企业家,而是救工人。企业破产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失业人员没有社会安全网来救助。现在许多到广东等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纷纷返乡,但是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带不走,因此只能退保。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快社会安全网建设,尤其是农民工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跨省市漫游问题,就显得十分的突出。四是推进铁路体制改革:加大投资的乘数效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修公路。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来临,有人提出,我们还应当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与上次应当有所不同的是:重点放在大规模修建高速铁路,提升铁路的运输水平。但问题是,目前铁路系统的改革严重滞后。铁路体制是目前唯一的政企合一,铁道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发行铁路债券的主体是铁道部,而不是铁路公司。因此,光靠政府的有限的投入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带动起民间投资,因此,要加快铁路系统的改革,容许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铁路市场。五是发行地方债,推动地方财政体制改革。这一次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与发行国债相比,还应当更多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分散中央政府的风险,因此,应当容许地方政府发债。基础设施建设多为地方政府所为,需要解决代际公平问题:比起隐性债务,公开发债可以更规范、更透明,风险可以控制;比起现行国债项目,地方百姓更关心项目建成以后的经济社会效益;比起银行贷款,商业银行可以躲在最后,有回旋余地有助于风险控制。此次扩大内需,各地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和重点不同,因此,各地需求不同。发行地方债可以各取所需。六是理顺资源价格,打破行业垄断。当前应抓住石油价格下跌的有利时机,及时出台燃油税改革。同时,加快推进垄断行业价格改革。七是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首先是要改善宏观调控,这种调控方式不改变,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就发挥不了,企业也无所适从。因此,当务之急是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方式。
附件: 来源: 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