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不能超越理性与规律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19日 16:10 中国金融杂志
■ 魏革军
2008年3月1４日，星期五，对于贝尔斯登公司的员工们来讲，缺少了周末到来的轻松与喜悦。就在这一天，贝尔斯登这家拥有85年历史，被称为“华尔街孤狼”和“华尔街的斯巴达”的老牌投资银行陷于灭顶之灾。贝尔斯登的倒闭触发了金融危机的机关。“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导致一个又一个金融帝国的大厦被推翻。
2010年3月18日，约翰·卡西迪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贝尔斯登危机两周年祭》的文章，把人们的记忆重新拉回到了两年前。其实，两年来关于金融危机的探讨一直在进行，但在两周年祭的节点上重新审视贝尔斯登的倒闭，与当时的迷茫相比，更多了些许的冷静。因为很多事情“当时行之不觉也”,而“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
回首当年贝尔斯登壮士断腕的悲壮，在鼓角声声、星影动摇的余悸中，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被拆除，助长了“泡沫”扩大和风险蔓延。防止风险蔓延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在银行业和资本市场之间建立“防火墙”。但在美国，随着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这个“防火墙”被拆除了，金融业开始进入了全面混业经营的时代。混业经营和复杂的衍生产品创新带来了“太大而不能倒”和“太复杂而不能倒”的问题，大量复杂的金融产品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西方的监管当局过度迷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并非总是有效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完全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完全依赖市场的自我约束，完全依赖金融机构内部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并不是万全之策。即使是提倡解除金融监管政策的责任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到国会作证时也承认，“过去错误地相信了自由市场可以调节金融体系而无需政府加强监管”，自由市场理论“有缺陷”。《贝尔斯登危机两周年祭》一文认为，白哲特(Bagehot)和凯恩斯(Keynes)都是正确的。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必须推动需求。正是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阻止了此次大衰退演变为另一场大萧条。当然，需要明确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根本上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经济调节当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是提示我们思索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保证“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实现最有效配合。
过度的金融创新助长了市场主体的短期投机行为。很多金融产品和业务的创新已经走得太远了，甚至看不到其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创新的滥用使杠杆率变得非常高。《贝尔斯登危机两周年祭》一文给出了一个直观的事实：在2008年3月，贝尔斯登的有形股权资本约为110亿美元，却支撑着3950亿美元的总资产——杠杆比率达到36。当市场逆转时，这种做法让贝尔斯登失去了资本以及愿意向其提供贷款的机构的信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同样的故事又在其他数十家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上演。因此，约翰·卡西迪发出“杠杆是毒药”的警告。金融危机清楚地告诉我们：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无异于空中结楼殿，水中寻皓月，其结果必然是金融自身的灾难，而这种灾难反过来又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破坏，继而使金融发展进一步遭受更加严重的挫折。
危机暴露出监管的很多漏洞,以至于约翰·卡西迪提出，应加强监管以减少崩盘可能性，并针对金融机构征收“污染税”以弥补崩盘带来的损失。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金融产品业务创新过快、过猛、过于复杂并失于监控有直接关系。此次金融危机还暴露出的一个大问题是监管者忽略了对金融机构激励约束机制的监管。西方国家的监管者一直认为薪酬水平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没有认识到薪酬水平的决定不能仅仅从某个盈利部门的短期成本和业绩上考核，还要从整个机构的成本和风险来考量，并要考虑团队的贡献因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危机还暴露出西方国家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缺失。监管机构在强化微观审慎监管要求的同时，忽略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建设。
危机处置方案带有根本性的缺陷，影响了市场信心。危机处置应是系统性工程，救助方案要有宽泛的视野，处置的手段和措施出台要有顺序安排。西方国家在对金融危机的处置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失误，一些纾困行动本末倒置,如在清理资产负债表之前,就注入资本和流动性。危机处置方案的根本性缺陷使得“信心”和“信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
贝尔斯登的倒闭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教训，更重要的是带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必须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让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实体经济要又好又快地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有效支持，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以满足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为前提。贝尔斯登的倒闭及之后的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金融业的发展不能偏离轨道、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不能满足于自我需要、自我强化和自我服务。金融发展应更多地回归经济基本面。
必须坚持有效的监管。要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贝尔斯登危机两周年祭》一文就认为，这次危机的教训表明，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大监管的范围，能够产生系统性风险、对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甚至引发金融危机的所有金融活动、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都应纳入有效监管范围之内。应坚持严格的跨业监管、跨境监管。要保持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适当隔离，发挥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作用，防止风险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相互传递。必须将激励约束机制纳入监管，使薪酬与业绩更好地匹配，从而使薪酬制度更好地为金融业转变发展方式，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助力，为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不放弃传统的、简单的监管指标。有些时候,解决一个复杂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利用简单而有效的基本方法。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都开始采取这种“回归基本”的方式。
必须坚持创新的风险与收益相对称、表内与表外相平衡，不能过度迷信创新与模型。绝对的权利必然导致绝对的滥用，绝对的自由必然导致绝对的危机和风险。长期处于无约束状况，必然导致信用约束软化、信用边界淡漠以及信用扩张冲动。对于银行来讲，这次危机中，真正引发危机和受到危机重创的并不是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而是银行的表外业务、投资银行附属公司以及衍生产品的投资业务。因此，金融创新应坚持风险与收益相对称、表内与表外相平衡。内部管理层、董事会不能被一些模型、数理分析等所迷惑而放任那些连他们都看不懂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危险创新。正如约翰·卡西迪指出的那样，统计模型是以“风险价值”模型的形式出现的——该模型假定投资者和抵押贷款持有者就像是热罐子里四处随机碰撞的大量分子。当管理者真正开始运用模型指导实践的时候，却发现它们一无是处。
必须把握好金融业自身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与控制风险之间的平衡。现代金融具有多维二重性，既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也可能加剧资源错配；既可以转移分散风险，也容易积聚风险；既有利益共赢的一面，也有利益互斥的一面。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更加注重从市场统一配置资源的角度观察问题，注重从科学发展观角度处理问题。
必须强化道德约束与社会责任。金融危机源于人性的贪婪，而当贪婪冲破了监管体系和道德底线的时候，其破坏力就必然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贪婪是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人格化的资产者的本性。正是欧美一些所谓的金融奇才们的贪婪和道德的沦丧，才使得他们忘了金融发展的基本戒律，设计并兜售极其复杂的金融产品;正是由于他们的贪婪，不顾巨大的风险而不断推高杠杆率来攫取高额回报，才最终导致危机不断积累并爆发。因此，应时刻牢记金融的存在主要是为经济发展融通资金、转移风险和提供投资便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而不应使其成为追求贪婪的工具，坚决不能把金融业、金融市场仅仅看作是赚钱的行业和场所。对于人性贪婪，仅靠外部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西方流传着一句谚语：对于人性本恶的那部分，法律管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其他的，由上帝管。因此，要克服人性的贪婪，在完善制度的同时，必须倡导金融家们要自我约束，将社会责任和行业利益高度统一起来，并追求人性道德的提升。
对贝尔斯登倒闭案例进行深入反思并吸取教训，有助于中国金融业更加理性、更加科学地探索市场化之路。中国金融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取得了非常可喜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金融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业相比，在诸多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离成熟市场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我国下一步经济发展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转变金融发展方式的核心是做好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这篇大文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把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把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我国金融业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越是面临好的形势，越是要注意稳健经营和管理的重要性。我们的金融体系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没有直接遭受重创，得益于多年来改革开放和审慎监管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我们绝不能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一定要看到融入全球经济仍然是一个艰难长期的过程，需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冷静定位，顺势而为，加深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金融发展复杂性的认识。应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最基础、最有效手段的同时，完善金融业监管，尤其是应随着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推进，探索如何加强监管协调、完善监管体制以有效避免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对各金融机构来讲，应逐步建设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发展方式转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贝尔斯登倒闭事件，目的不仅仅是凭吊，还是为了更好地警醒和反思。近来一些新的危机，如迪拜、希腊等地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让我们认识到危机永远存在。在世界经济慢慢复苏之际，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金融业的发展绝不能脱离理性，也绝不能违背自身的运行规律。■
作者系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中国金融》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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